当代重要思想家娜奥米·克莱恩作品集:重新认识资本主义三部曲 · 第一百九十节
《当代重要思想家娜奥米·克莱恩作品集:重新认识资本主义三部曲》第一百九十节
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,国际特赦组织也因揭发智利和阿根廷的暴行获得和平奖。
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,国际特赦组织也因揭发智利和阿根廷的暴行获得和平奖。在旁观者看来,这等于承认经济休克疗法与酷刑酷刑是两回事。人权运动只聚焦罪行本身而不追问起因,反而帮芝加哥学派洗脱了与恐怖统治的关联。
这种只记录暴行、不问原因的做法有其根源:《世界人权宣言》一出台就沦为冷战互相攻击的工具,1967年更曝出国际法学家协会暗中接受中情局资助。为求独立,国际特赦组织立下严格中立原则,只如实记录酷刑与迫害,不评判背后的政治经济目的。其1976年阿根廷报告虽然详细,却完全没提军政府正推行激进的资本主义改造,也没提降薪涨价、剥夺食物住房等同样违反联合国规章的命令,更没提美国、中情局、地主和跨国企业的作用,使得报告里的暴行成了政治真空中无缘无故的不幸事件。
在独裁统治下,当地活动家也各有顾虑不敢谈政治:阿根廷的“五月广场的母亲”只举着孩子照片问“他们在哪里”;智利的和平委员会改用“普世人权”这种法律语言作为密码,掩护左派思想。资金也是因素——福特基金会70、80年代为拉美人权工作投了3000万美元。而福特此前正是芝加哥学派在拉美的最大金主,资助了培养“芝加哥男孩”的计划,也曾在印尼培养出苏哈托政权的“柏克莱帮”。它扶持的学生两度靠暴力夺权,福特为挽回名声,转型为人权活动的资助者,资助新一代人权律师营救政治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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